邓海建：意大利专家为何因地震获罪

　　□邓海建

　　9月25日，意大利检察官以过失致死罪判处当时7名政府委员会成员4年监禁。2009年4月意大利中部发生了地震，造成309人死亡。该案件当事人在地震发生前夕发出“安全宣言”，导致受害规模扩大，故以过失致死罪判处4年监禁刑罚。(9月27日人民网报道)

　　仅仅是因为提供了“不精确的、不完全的以及矛盾的信息”，7位地震专家在长达两年多的博弈后最终还是被扔进牢狱，而且还被戴上了“过失致死”的帽子。这样的新闻看得我们脸红心跳，因为在我们的语境中，地震预测问题早就是“世界性、世纪性难题”，法律何苦难为地震专家呢？

　　不妨来回顾几个细节：一是震前一位专家在电视采访中略带夸张地说，居民可以放心待在家里喝红酒——— 这腔调，于我们而言，何其熟悉。譬如“毒胶囊”横空出世，有专家言之凿凿，说一天吃六个胶囊并没有吃掉多少铬；面对“地沟油制药”事件，仍有专家劝公众“不必恐慌”。二是震后30位拉奎拉居民向官方联名投诉当时参加地震讨论会的7位专家——— 这种义愤，在我国境内也有。每次被专家学者忽悠后，民怨沸腾，讽刺挪揄的段子满天飞，专家却安然无恙。有差别的是意大利的法律“冥顽不灵”，既不买意大利国家地理物理和火山研究所给总统写“抗议信”的账，也没买“全世界的5165名科研工作者联合署名支持”的账，检察官还是正式向法院起诉了这7位地震专家。

　　意大利专家为何因地震获罪？这个问题指向两个层面。一是地震究竟可预测还是不可预测？二是专家在公共事件上话语权的度在哪里？有人说，意大利的地震专家太冤了，因为“法律不能惩罚不可避免的事情”，不然的话，天气预报员岂不是每天都要面临牢狱的风险？信口开河的华尔街分析家也该永远闭嘴了？这话听起来有道理，但问题是在可能的灾难面前，即便预测不准，专家也不能滥用信息传递权。

　　有关地震的纠结，意大利的判决起码强化了一个价值取向：专家有尽责的义务，有最大程度提醒公众警惕风险的责任。更大的纠结不在于地震，而在于社会话语体系中，专家话语已经到了滥权的地步。在我们身边，吹牛不上税，忽悠不担责，“满嘴跑火车”或“屁股决定脑袋”的专家层出不穷，有钱未必能使“鬼推磨”，但给钱确实能使一些专家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。遗憾的是，“专家责任”并未成为我国的法律语汇或司法概念，这使得权重越来越大的专业话语乱象丛生，甚至成为利益团体戕害公平、稀释正义的重要筹码。也许地震确实是暂不可预测的，也许意大利的法律是偏袒民意的，但这样的判决确实又指向更大意义上的正义与公平，契合强势地位的专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。